周仁庆193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，曾执教钱钟书笔下的“三闾大学”，这些履历虽已足够傲人，但真正使他绽放出生命光辉的，是与税收结缘。

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，一个青年的命运与共和国税收事业紧密相连。1950年，在时任财政部税务总局副局长的推荐下，年轻的周仁庆进入西南区税务管理局，奋斗由此启程。

“工作难度很大，起草的新税法必须符合国际惯例，达到吸引外资、技术、管理经验的目的，手头却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供参考。”周仁庆回忆，没有什么捷径可走，他和同事只好多方收集英文、日文税务书刊，籍此寻求“他山之石”的启迪。但要弄懂书中一些外文税收术语的涵义，又是一道难关。

如果说川大培训班第一次将年轻一代的视野带到国门之外，《环球税讯》则让他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。

1982年，四川面向全省选拔20名税务干部组成培训班，每周教授英语和涉外税收课程，这一举动开全国税务系统之先。今天再来看，这步棋走得极具先见之明，学员们跟着周仁庆从零学起，学成后分散到全省各地，成为涉外业务线上的骨干力量。

在周仁庆简陋的家中，靠窗的书桌前压着泛黄的老相片。在财政部门口，66岁的他眉目含笑，意气风发。那是1979年，周仁庆被借调到财政部，参与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》和《个人所得税法》及两法实施细则的起草。

没办法，他不得不从上下文、计算式或对比几个材料中反复思考，一点点地抠，一点点地弄懂。那段时间，周仁庆每天大清早就到财政部，一直要干到晚上10点，直至深夜还辗转难眠。

彼时，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敞开，对外经济往来迅速发展。为解决对来华工作的外国人和港澳同胞的所得征税问题，便于引进人才、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，个人所得税制度亟待建立。但这显然是块“难啃的硬骨头”。

本文转自：人民网-四川频道

处暑已至，树木的浓荫遮蔽了成都市天涯石南街1号陈旧的家属楼。109岁高龄的周仁庆就住这里，过着简单朴素的晚年生活。

徐鸿后来得知，办这个培训班是周仁庆提出的，旨在为日益开放的国家培养后继人才。

不止在那十天，后来相处的点点滴滴更让万里春受益匪浅，虽然没上过一天周仁庆的课，老人却以身作则教会他很多，其中就包括对工作的执着。“干一行爱一行，不管干什么，只要坚持就会有收获。”万里春说。

时间来到上世纪80年代末，1986年已从四川省税务局退休的周仁庆先是建议局里订阅外文期刊，方便大家了解世界税收动态。“那时单位经费紧张，互联网在四川刚刚起步，订阅杂志还要从香港中转，颇费周折。”王蓉渝说，后来周仁庆又提出，局里能不能自办刊物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1980年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公布施行。其中提到，工资、薪金所得，以每月收入减除费用800元以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。这也是如今我国个税免征额的开端。

在那里，周仁庆创立了一套被他称为“气象台”的税收分析方法，即定期编写税收计划执行情况并预测下期税收收入制度。这套税收分析范本后来在全国印发，至今仍在使用。为配合对私营经济的改造，周仁庆还负责起草了改进工商税征收的五种办法。

谈判显身手，开班育人才

“武汉大学是大学不是小学，经济学也是个大系哦！”蝉鸣的午后，老先生用俏皮的语气向我们谈起过往。

长期与周仁庆接触的四川省税务局老干部处二级调研员万里春说，周老是他一生中最敬重的老人。1997年，局里组织老同志到青海参观学习，年轻的小万与周仁庆同住一个房间，近距离待了十天。他发现，老人每天按自己的作息，7点就起床锻炼，随后阅览报刊，英日法三种语言的书报随身携带，不管走到哪都要带够“精神食粮”。

原四川省国税局涉外处处长王蓉渝与徐鸿同为培训班学员。他记得，培训班结业次年，四川万县就有了第一家外资企业，此后各地陆续有多家外资入驻。“如果没有那个班，等外商来大家都是懵的。”徐鸿说。

那是1982年，在川大英语培训班的课堂上，徐鸿第一次见到周仁庆。“没想到年纪这么大，还知识渊博头脑清晰。”让徐鸿印象很深的是，台上的周老讲课风趣，既讲国际税收，也聊亲身经历，“不是一板一眼，而是随和诙谐”。大家都被他的课吸引，下课还围着不愿意走。

1972年中日建交后，两国税收工作交往日益频繁。双方一致认为，应尽快举行关于签订两国租税协定、投资协定的谈判，商定于1981年初就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问题进行谈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