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“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”，符合百年未有国际国内局势变动的客观要求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，国际需求减少，国内需求占比相对提高，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大幅回落，从2006年的峰值66%下降到2019年的40%以下。为应对未来的世界经济大变局，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，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格局。

　　促进国内大循环，提高消费水平非常重要。因为从投资、消费、出口“三驾马车”来看，我们将由投资出口拉动为主变成消费拉动。我国的总体消费率从2010年的48.1%逐步提高到2017年的53.4%，距2000年的63.9%还有较大差距。其中居民消费率从2010年的35.3%提高到2017年的38.8%，距2000年的47.2%也有很大差距。与国际比较，居民消费率的差距更大，分别比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日本、韩国低28.4、27、13.3、14.7、9个百分点。可见，提升我国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水平，拉动经济增长，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潜力还很大。欧美及日韩等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说明，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，投资增速将低于总体增速，拉动经济增长的着力点将转移到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方面。

　　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很多，如研究促进高收入组的国内高端消费，研究房价过高对普通居民消费的制约、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对居民消费意愿的制约等。本文分析影响居民消费的两个因素，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差距，重点放在后一个问题上，因为基于消费的边际递减作用，收入差距过大是制约一个国家消费总需求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先看看居民收入占比的变化。1992年至2010年，20年左右，按政府、企业、居民三大部门分类，我国居民收入占比一直处于下降趋势，且幅度较大，如2000年至2010年这一阶段，居民收入占比初次分配下降7.08个百分点，经过再分配，下降幅度增加到9.35个百分点。2010年到2020年，我国初次和再次分配，居民收入占比提高了约4.5个百分点。为此一些官员和学者说我国工资增长过快、居民收入过高了，提出要去劳动力成本。但是从1992—2020年居民收入占比总体依然是下降的，这说明在促进消费方面应该说我们还有提高居民收入的空间。我国居民部门初次分配占比由2008年的最低点56.9%回升至2019年的61.49%，虽然低于美国、英国，但已经高于韩国的56.3%、日本的59.9%，与德国的62.3%大体相当。一些同志分析，进一步提高居民部门收入占比可能挤占实体企业的收入份额，认为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以提升消费的空间不大。但缩小居民收入差距，提高广大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，从而提升整体消费能力，促进国内大循环，是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。

　　一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提升消费水平的空间很大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，社会保障体制逐步完善，为国内经济大循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同时也应看到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，合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，稳定居民预期从而较大幅度提高消费水平的空间还很大。下面重点谈几个问题。

　　1、一次分配差距过大

　　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很多，从宏观经济分析，基于消费的边际递减作用，收入差距过大是制约一个国家消费总需求的重要原因。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长期居高不下，基尼系数本世纪前10年曾逼近0.5，2010年后徘徊在0.46左右。

　　2013年时，一些人曾乐观地认为随着人均GDP的增长，中国的库兹涅茨收入曲线拐点到了，但2015年后至今，我国基尼系数又有微量提升，2015年是0.462，2018是0.468，2019年是0.465，仍处于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组别。我国以及欧美国家近10多年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情况说明，上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提出分配倒U曲线假设已经失效。

　　北师大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住户调查数据计算了月收入500元以下、1000元以下、2000元以下人群的分布比例和规模，相应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7.5%、23.5%、50.7%，由此推算总体人数分别是1.1亿、3.1亿和7.1亿。据《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（2019）》提供的数据，按城镇居民五等分组，2018年最高收入组增长10.1%，中间偏下收入组只增长1.2%，低收入组增长4.8%。这说明高低收入组的差距从2017年的5.62倍扩大到5.90倍，如扣除物价上涨因素，约40%的人群收入基本没有增长。基尼系数在高位徘徊并略有回升，说明近期收入分配差距有进一步恶化的倾向，对国内大循坏将产生负面影响，值得高度重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