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战期间，在陕甘宁边区(下文简称“边区”)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，税收占据着重要地位。尤其是皖南事变后，国共关系恶化，外援断绝，税收遂成为边区财政的重要来源。对于边区时期的税收问题，学界多有研究(1)相关研究参见：闫庆生、黄正林：《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税收问题研究》，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2001年第6期；黄正林、文月琴：《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税》，《抗日战争研究》2005年第2期；李俊良：《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商业税收》，《西北大学学报》1989年第4期。，但对与税收密切相关的税务干部的研究，尚不多见。事实上，作为纳税商民的直接管理者，税务干部在税收征管体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本文拟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，考察边区税务干部存在的问题，探讨边区政府对之进行整顿、培训的相关措施，进而揭示其意义所在。

一、边区税务干部的构成及问题

边区税务初建时，税务干部来源复杂，层次不同。据统计，自1937年9月至1941年8月，“全体干部共406人，其成分为农民274，工人36，商人6，士兵4，学生62人。其中文盲为281人……安塞全局干部7人，无一识字者，甚至会计都不识字。”(2)《南汉宸关于税务工作的报告》，陕西省档案馆编：《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》(下文简称“《史料选编》”)(第2册)，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149页。显然，农民是税务干部的重要来源，文盲率极高。由于税务工作的特殊性，税收干部接触人群十分复杂，若干部配备较弱，与落后商民经常相处，则易受其影响；且税局在物色干部时，又缺乏调查研究：“总局所能比较深刻了解的干部，也仅仅及于各分局长及直属各县市局长而已，对各分局所辖县局局长的了解都还不够，更不要论及一般干部了。”(3)《边区税局干部问题》，《史料选编》(第4册)，1986年，第275页。又因过去对税收工作重视不够，干部配备上较为随意，常将犯过错误或病残的干部调来做税务工作，重才不重德倾向明显。这就使得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强的干部混进了税收队伍。

此外，有些地区的税务机构还接收了原国民党税务人员，如绥德分区税务分局“刚把税收接过来时，干部缺乏，吸收了何绍南走后剩下的一些残渣”(4)《绥德分区四〇年税务总结》，《史料选编》(第2册)，1985年，第407页。。这部分人的存在对税务干部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消极影响。税务干部来源复杂及初期某些领导对财经工作的轻视，决定了税务干部中政治觉悟低、业务能力差的情形普遍存在。对此，边区税局毫不隐讳地指出：“边区税局干部的质量，在政府机构中一向便是最弱的一环，较其他财经战线上的干部也都为差。”(5)《边区税局干部问题》，《史料选编》(第4册)，1986年，第275页。1943年，税务总局对延安税局做调查总结时也认为：“市局工作中的一切毛病，主要的是由于干部质量的差。”(6)《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对延市税局之调查总结》，《史料选编》(第4册)，1986年，第235页。具体来说，边区税务干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干部文化水平低，素质差。1941年初，边区170余名税务干部中，90%以上为工人、农民，文盲占60%，仅有4人相当于中学程度，其余均为小学程度。(7)《边区税局干部问题》，《史料选编》(第4册)，1986年，第275页。1943年9月税务总局对延安税局的调查也验证了这一事实。全局23名税务人员中地方干部占66%，工农出身的干部占70%。(8)《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对延市税局之调查总结》，《史料选编》(第4册)，1986年，第227页。延安税局尚且如此，其他分区干部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。由于文盲多，导致工作中屡次出错：“如延市桥儿沟税务所长，因不懂估价表，就原封不动，根本不执行，拿自己知道的办法上税。子长局长，还不知道迷信品该贴何种印花。靖边稽查因不识字，常受脚户欺骗，有一次商人以货单冒充税票，偷漏了税。还有许多会计，不会记账，如甘泉的会计，写六百元，只在百位数上写个‘6’字，就算完事。”(9)《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两年来的税收工作总结》，《史料选编》(第4册)，1986年，第332-333页。因干部能力差，导致税收偷漏甚多。有些地方偷漏甚至高达2/3。据时任边区民政厅厅长的刘景范报告，合水县原本每月税收仅600余元，经分局局长巡视之后，当月即增至1700余元。(10)《南汉宸关于税务工作的报告》，《史料选编》(第2册)，1985年，第149-150页。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。